我的妈妈

Mama

我的妈妈,吴维备,生于1932年10月16日。姥姥袁季兰怀着她七个月的时候,去苏州开会,下台阶不小心跌了一跤,引起早产,在苏州博习医院生下妈妈。

幼年和少年,刚好是抗日战争,随家人辗转于松江、浙江东阳和苏州等地。影响最深刻的是松江,住在乐恩堂附近。高中就读于苏州景海女中,因为喜欢画画,希望读建筑专业,但在老师影响下,毕业后考入东吴大学物理系。经人介绍,认识了当时在东吴附中读书的父亲。

东吴大学当时仍属私立大学,收费较高,刚好北方的大学来南方招收插班生,妈妈分别考取了一所东北的大学的建筑系和燕京大学物理系。当时东北仍被认为是“关外”,又因为我的姥爷和三舅一家在北京,最终在东吴大学上了一年后,转入燕京大学物理系。后来合并到北京大学物理系。

1953年,妈妈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,在北京化验室做光谱分析。1955年9月,接到人事部门通知,要调动到在乌鲁木齐的第13地质大队,一个中苏混合队,急需光谱分析人员。最初选定的是另一个男生,但那个男生推说健康问题不愿意去,才找到她。妈妈认为是工作需要,又符合她去野外工作的心愿,欣然答应。告别家人,两天后出发。乘火车只能到甘肃武威,又倒了两次卡车才到乌鲁木齐,全程花了17天。据妈妈说,一路是唱着歌去的。

1957年左右,让知识分子给组织提意见,妈妈从不会圆滑处事,又缺乏政治斗争经验,直抒己见,马上被打为右派。降薪,遭批斗,蹲牛棚,接受劳动改造。父亲也遭受株连,被下放。不明真相的邻居把屎拉在家门口。哥哥生日吹蜡烛被人看见,也被写成大字报,说是在家里搞资产阶级仪式。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,妈妈直到1980年才平反。1984年才有人敢做她的入党介绍人。

妈妈一直从事光谱分析工作。我很小就熟悉光谱分析的流程,认识镭的谱线,对元素周期表有特殊感情。妈妈平反后被评为高级工程师,后来又任新疆地矿局实验室总工程师,本可以工作到60岁,但妈妈执意认为应该让给更年轻的人,55岁就开始申请退休,被再三挽留,最终在1989年获得批准。退休后作为有特殊贡献的科技人员享受国务院津贴。

妈妈最喜欢做三件事,读书、音乐和孩子。在读书上,妈妈有自己的理解,她不喜欢《围城》,认为太过刻薄,但我拿回家的村上春树的书却全都看过,同意村上是个很地道的人。妈妈出身于教会家庭,虽然成年后不再信教,仍会唱赞美诗,受少年时期教育影响,喜欢美国民歌,但对各种曲调优美的新歌也不拒绝,常常跟着年轻人学唱新歌,在她的外孙女考上大学的庆祝聚会上,七十多岁的妈妈以一曲周杰伦的《蜗牛》惊倒四座。妈妈喜欢小孩子,会讲故事,会唱儿歌,会做手工,会带着孩子做各种她编出来的游戏。无论是我们,还是她的孙子辈,都很喜欢和她在一起。

妈妈对于教育,除了要求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,没有太多的要求。对我们的功课或者考试能得第几名并不太在乎。从来不要求我们做没有兴趣做的事情,遇到问题也总是尊重我们的想法。我高三的时候,妈妈看到电视里演成龙的《醉拳》,知道我喜欢,会专门叫我去看。也是高三,有段时间我的几个朋友常常晚上找我出去玩,妈妈有些担心,和我谈过后,在门上贴了个纸条,上面写”boys, you are welcome on the weekend”,让我影响深刻。

妈妈最厌恶的事情是不讲真话。诚实是妈妈最简单的处事原则,她为此做了二十多年的右派,也没有改变过一点。妈妈最害怕的事情是麻烦别人,从来不会和别人争什么东西,而如果别人帮助了她,那怕理所当然,也会感谢对方。

2009年3月4日,妈妈被折磨了她一年多的肺癌带走了。临走前,妈妈一直在谢谢周围每个人,下呼吸机的时候,还在谢谢帮她拿下面罩的护士,然后就慢慢闭上了眼睛。妈妈就是这样,无论这个世界是不是真得值得留恋,心怀感激的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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